“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胸怀报国志，患难图兴邦”。1959年3月，时任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卢鋈专程到湄潭武汉测候所，寻访当年足迹，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抗战时期，武汉头等测候所辗转迁移，最后在贵州湄潭扎下根来。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高原山间的破屋陋室中，测候所工作人员不惧风雨，坚持开展气象观测、教学科研和抗日救亡等活动，留下了大量的气象观测资料和科研论文，成为一笔珍贵的气象历史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1938年6月竣工的武汉头等测候所

长江流域气象“前哨”

“我的父亲是湖北汉口人，从小在武汉长大，在武昌博文中学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后又回母校任教。当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派我父亲到武昌与湖北省政府接洽及实地查勘，确定武汉头等测候所建设地点。”涂长望之女涂多彬回忆说。

1936年，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和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以下简称“气象研究所”）商定，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游分别设一个头等测候所，最初是为了配合水利部门做好天气预报和水情预测，后来也服务于市政建设、空军防空军事行动等。

在时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努力推动下，武汉头等测候所（以下简称“测候所”）启动筹建，由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后来的国民政府中央气象局局长吕炯，以及新中国首任国家气象局局长涂长望、气象专家沈次由等具体负责操办。气象研究所提供技术、仪器、图书和业务管理人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提供经费，在湖北武昌联合创立。首任所长（主任）由沈次由担任，观测员有徐勉钊、尹世勋等。该所相当于负责长江中下游一带气象观测的中心气象台，有当时全国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仪器设备。

1937年1月1日起，测候所正式开始地面气象观测，由徐勉钊负责，3月尹世勋从第三期气象培训班毕业到所。观测人员每天从清晨6时至晚上9时每小时观测一次，深夜22时至次日凌晨5时则采用自记仪器记录，观测要素包括气压、温度、风向风速、湿度、雨量、蒸发量以及天气现象等。每月底，还将各项记录统计编为月报，送至江汉工程局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及气象研究所，以供随时稽考。此外湖北省政府及武昌市政处亦按月前来索取观测记录。

1937年，尹世勋在武汉头等测候所观测场。

1937年7月，测候所又配备了一台无线电收报机、一名预报员（许鉴明）、一名报务员（洪绍甫），并与全国经济委员会江汉工程局商定合作办法，开始负责抄收国内外气象广播信息，于8月1日开始正式预报华中天气和开展水文预报。同时，每日下午复印天气图及天气水文预报各两份送交该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形势日渐紧张，武汉频繁遭遇空袭，武汉防空司令部为了解华中天气情况，便派该部参谋处长到测候所请求协助。此后，测候所除将描绘的天气图及气象报告送江汉工程局外，还要在每日6时将三份天气图及预报送至武汉防空司令部，当时的预报范围涉及日本，中国台湾、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地未来天气变化。当敌机将临之际，将当时本地风向风速实况告知该部，供防空部队射击飞机时参考。同时，还将观测预报情况抄送给通讯社和汉口市广播电台播报，直到1938年7月20日测候所无法正常工作才停止该项服务。

漫漫南下西迁之路

“爰于七月十九日猛烈狂炸之下，忍痛停止工作，整理仪器公物以及私人行装，于二十一日搭武衡夜快车南下，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抵衡阳。”时任测候所主任沈次由在《职所由武昌迁至桂林事》中这样写道。

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1938年7月21日，测候所不得不忍痛舍弃刚在湖北武昌紫阳湖南岸石灰堰建好的新所址。沈次由率领全体职员，分批携带各类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从宾阳门冒暑趁夜搭乘火车，南下530多公里外的湖南衡阳，踏上艰难的第一次西迁之路。

7月23日，测候所辗转迁徙抵达衡阳。在衡阳小住期间，敌机每天仍然轰炸不止。竺可桢特地商请前期迁到桂林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设法派车到衡阳，将滞留的测候所人员接去广西桂林。全体职员在衡阳停留12天，于8月5日向距离衡阳320公里外的桂林进行第二次迁移。

到达桂林后，日机仍来轰炸，这里也无法容身。早在1938年底，浙江大学就决定从江西泰和再次迁往广西宜山。1938年11月9日，竺可桢指令测候所随浙大向宜山迁移。于是，在桂林短暂停留145天后，测候所于12月28日从桂林出发，开始了250公里行程的第三次迁移。

12月31日，测候所抵达宜山。1939年元旦，测候所暂借宜山标营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开始观测，并每日按时致送报告于航委会驻宜山电台，由此转往成都。

在宜山期间，条件虽然艰苦，但测候所仍然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工作。1939年2月5日上午11时许，日寇竟用18架飞机对该地进行轮番轰炸——首先在南门外、西门外以及城内，然后至东门外标营。当时，浙江大学在东门外标营旁沿龙江边建有多幢席棚草房作为教室，日机竟以这一带为目标，进行集中轰炸。当日轰炸三次共投弹约118枚，除一人受轻伤外，幸无人员死亡；测候所只有福丁式水银气压表被震坏。

在宜山，沈次由因长期工作繁重，加之频繁迁移而过度劳顿后得病，出现神经错乱，于4月告假回沪休养。竺可桢另派已随气象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的研究员卢鋈，离渝前往宜山担任测候所主任。

同年11月15日，日寇在广西北海龙门港登陆，防城、钦州相继失守，广西战事变得异常紧张。11月25日，南宁陷落。此时的宜山每天警报声不停，测候所与浙江大学再次面临迁移问题。

1940年1月，竺可桢指示：遇必要时可迁贵州遵义工作。2月10日，测候所第四次踏上长达800多公里的崎岖迁移之路。

到达遵义后，由于在遵义老城煤市街临时办公处附近的场地过于狭小，不合观测之用，竺可桢要测候所改迁至距遵义城东72公里的湄潭。于是，卢鋈于3月13日启程，赴湄潭勘察所址，筹备迁移。到达湄潭后，选定湄潭县城义泉镇北门外的玉皇阁作为临时所址。该处地临湄江河附近，较为开阔，很适合作观测之用。

1940年4月1日，测候所在玉皇阁新址恢复观测工作，改名为“湄潭武汉测候所”。当时职员有五人，包括主任卢鋈，技术员许鉴明，测候员曾广琼、尹世勋，报务员洪绍甫。

自此，测候所先后在沈次由、卢鋈的率领下，经历一迁湖南衡阳，二迁广西桂林，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历时1年零8个多月，行程达1900公里，终于在湄潭安定下来。

湄江河畔观云测雨

“当时七姑一家就住在测候所旁边，她教我看过气压计，我最感兴趣的是一台自动记录温度的仪器——那是一个旋转的圆筒外面裹了坐标纸，还有一个小小的墨斗。随着气温的变化，墨斗上下移动，就在坐标纸上画出了曲线。”曾广琼侄女曾闻问回忆道。

玉皇阁是一座古老的大庙宇。走进庙内，正面是正殿，为重檐式歇山顶木结构建筑；左右两面为厢房，左面当时为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教室，右面为测候所办公室和住房。观测场则建在正殿前面靠围墙的菜地中，面积有100平方米左右。

1942年湄潭武汉测候所所址——湄潭 玉皇阁。 湄潭浙江大学西迁陈列馆供图

虽然当时湄潭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测候所的工作人员没有因此懈怠。他们住在玉皇阁狭小的房间内，每天24小时连续观测，每小时实测1次，晚上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坚持工作。天气报告先是通过发报传给迁移至重庆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后又采用电报形式传送。

“1943年4月22日，马厂、牛场等九个乡冰雹如卵，继以旋风，民房受损”“1944年7月3日，湄潭大雨滂沱，测候所在县城实测雨量196.3毫米，洪水为患，湄江桥被冲垮，沿河房屋、田禾多被淹没”……一张张牛皮纸上记录着的气象数据，见证了那个艰难岁月里测候所工作人员的坚守。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卢鋈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图集》《中国气候概论》，尹世勋完成了《湄潭之气候》等著作。

“1947年我在庙中出生，家中生活变得拮据，之前湄潭中学和湄潭茶叶实用技校多次邀聘父亲去兼课，但因测候工作不能离人而谢之。后来母亲学会独立观测记录，父亲就开始到两校去兼任地理、气象学教员，这样也能得到些薪资，贴补家用。”尹世勋之子尹炳武说道。

在湄潭期间，竺可桢十分关心测候所工作的开展情况，多次到玉皇阁看望了解，询问有无困难。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40年9月15日，“十点至玉皇阁气象研究所，遇许鉴明与尹世勋。”同年10月5日，“至武汉测候所。五点（下午，编者注）回文庙。”10月7日，“晨五点半起。六点至北门外玉皇阁武汉测候所晤许鉴明、尹世勋。”

此外，浙江大学史地系涂长望等多位教授也经常来所内开展观测和研究活动，史地系硕士研究生叶笃正和郭晓岚等还常在这里看书学习，并进行一些试验研究和观测活动。叶笃正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湄潭大气电位之观测》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卢鋈和曾广琼夫妇在湄潭

测候所从1940年3月西迁至湄潭，到1946年7月离开，在这个相对安宁的小县城，进行了近6年半的气象观测和科研工作。

1946年8月，湄潭武汉测候所改名为“湄潭测候所”，隶属于贵州气象所。1947年7月1日起，湄潭测候所将每天的观测改为6次，分别为06、09、12、14、18、20时，主要观测项目有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云、降水量、能见度、日照时数等，并将每天观测的气象情报编为电报拍发指定单位。

当时，竺可桢、吕炯、涂长望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气象学家云集这里，胸怀报国志，投身气象事业，使这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气象高等教育与科研实践中心，对湄潭、遵义、贵州乃至中国近现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测候所在特殊时期西迁，为中国气象事业的文脉保存和发展进步殚精竭虑、负笈拼搏，在中国气象科学历史上镌刻了一座丰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中国气象报记者吴鹏整理）

参考文献：《问天之路——中国气象史从遵义、湄潭走过》《晚清及建国前的湖北气象事业》《竺可桢日记》

图片除署名外由贵州省湄潭县气象局提供

（作者：李仁莉 何琦 曹裕强 责任编辑：张林）